在《特赦1959》一书中，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捕后，被关押在白公馆，表现各异。徐远举痛哭了两天，而周养浩则沉默地睡了两天。对于这两个老熟人，宋希濂满怀鄙视，他无法理解他们为何如此软弱。然而，沈醉，这位熟悉那段历史的同志，却耐心地向宋希濂解释：“你知道吗，当时在这里被关押的地下党有二三百人，他们每天忙于什么呢？开会，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反思得失；起草文件，规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甚至还组织了整风运动，要求大家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宋希濂听了这番话，惊讶得站了起来：“天哪，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沈醉感慨地说道：“他们取得胜利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有着高尚的风范、坚贞的气节和崇高的信仰，这些品质让我深深敬佩。”
沈醉的这些话，显然有历史依据，这些地下党人的坚守和实践，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罗广斌在狱中所写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的“狱中八条”，更是深刻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的教训和经验。“狱中八条”至今仍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这些“八条”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注意路线问题，重视党员的生活作风，整党整风，打击叛徒等等。这些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地下党人的深思熟虑和对未来局势的清晰判断。尽管当年绝大多数被捕的地下党员都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有五个叛徒的出现依然令人痛心。三名叛徒的叛变经过尤为触目惊心，深刻揭示了他们在“狱中八条”中所犯的错误。
展开剩余57%作为徐远举与周养浩之间冲突的调解者，沈醉对于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遭遇相当清楚。在他的回忆中，4月初，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敌特破获，导致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人的被捕。而任达哉在被捕后很快叛变，随后，徐远举派人守候，意外地抓到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市委书记居然也很快屈服，叛变了。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看到上司刘国定叛变后，也决定投降。
回忆沈醉对于徐远举和周养浩行为的简略叙述，揭示了地下党遭遇的种种困境。然而，若从“狱中八条”来深入剖析，就能更好理解这些叛徒背叛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任达哉，他被捕后并没有立刻叛变，而是坚守了一段时间。根据相关史料，任达哉最初坚持不屈，并抵挡住了敌特的严刑拷打，令审讯一度陷入困境。他的被捕是由于一次错误的任务判断，决定去发展其他地下党员，最终导致了他自己被捕。尽管任达哉面临了酷刑，但在心中有一线坚持——绝不能让自己承认任何过错。
然而，最终让他屈服的，并非是酷刑，而是徐远举的一张登记表。徐远举拿出这张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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